核心要点：
■ 近来国际上一些舆论刻意唱空中国，妄言中国经济将出现“硬着陆”，拖累世界经济增长，导致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加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困难。这种“中国拖累论”与以往的“中国威胁论”一样，都是不符合事实和别有用心的主观臆断，目的无外乎“棒杀”或“抹黑”中国，对此我们要高度警惕。
■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追根溯源，主要是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过分依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性改革进展迟缓造成的。
■ 从经济总量情况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2.5%，是中国占比的2倍多，理应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但现实情况是，发达经济体不仅是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的策源地，而且在危机后经济复苏步履蹒跚、增长滞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中国，恰恰是它们拖累了世界经济增长。
■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我国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将与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紧密结合，从而激发这些国家的发展潜力，为全球经济复苏塑造新的增长极。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增速虽比上年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复苏乏力的背景下，稳健的中国经济始终是世界经济的稳定之源。但是，近来国际上一些舆论刻意唱空中国，妄言中国经济将出现“硬着陆”，拖累世界经济增长，导致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加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困难。这种“中国拖累论”与以往的“中国威胁论”一样，都是不符合事实和别有用心的主观臆断，目的无外乎“棒杀”或“抹黑”中国，对此我们要高度警惕。
中国拖累世界经济增长缺乏事实依据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7年多，但世界经济迟迟难以显著复苏。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5年世界经济仅增长3.1%，全球贸易量仅增长2.6%，均为2010年以来的最低增速。从主要经济体的情况看，发达经济体增长1.9%，其中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分别增长2.5%、1.5%和0.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4.0%，增速连续4年下滑，其中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分别下降3.7%和3.8%。真的是中国拖累了世界经济增长吗？
中国对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的贡献一枝独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中国为世界经济稳定与增长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成为稳定全球经济的压舱石。这是非常时期，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常态。当前，中国主动适应自身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为实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提供充分保障。中国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5%，增速是世界经济的2倍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超过25%，可以称得上是一枝独秀。不难看出，中国不仅没有拖累世界经济增长，反而是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之源。
中国高水平双向开放有力带动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保持全球第二大进口国地位，有力地带动了其他国家经济发展。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276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0%；进口额虽然由于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出现下降，但仍高达1.68万亿美元，主要产品特别是石油、铁矿石等能源资源产品进口量保持稳定增长。中国还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并且提供大量融资支持，为众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指责中国拖累世界经济增长都是缺乏事实依据、站不住脚且别有用心的刻意歪曲。
发达经济体应为全球经济低增长承担更多责任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追根溯源，主要是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过分依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性改革进展迟缓造成的。随着经济刺激政策效应减弱和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主要经济体都面临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结构性改革压力加大的局面。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也因此格外脆弱，经济增速长期低位徘徊。
从经济总量情况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2.5%，是中国占比的2倍多，理应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但现实情况是，发达经济体不仅是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的策源地，而且在危机后经济复苏步履蹒跚、增长滞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中国，恰恰是它们拖累了世界经济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已经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力所能及的积极贡献，发达经济体应为世界经济低增长承担更多的责任。
从宏观政策方面看，发达经济体国内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往往会在国际上产生很强的“溢出效应”，理应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做出积极贡献。然而，危机之初，美国等发达国家只顾自身利益，实施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零利率政策刺激经济复苏，导致大量廉价资本涌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造成股市、房市虚假繁荣，延缓了这些经济体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步伐。此后，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逐步转向并开始加息，美元汇率持续走强，国际资本大量回流美国，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也承受更大的下降压力，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资本外流、本币贬值、国际收支和财政收支恶化的巨大压力。发达经济体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加剧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面临的困难，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减速甚至出现衰退。此外，在美联储开始加息后，日本却开始实施负利率政策，欧洲央行也在酝酿扩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规模，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再度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全球股市、汇市、债市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剧，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复苏。
国际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走低另有其因
2014年7月，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断崖式”下降，至2016年初已跌至十几年前的水平，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结束了于本世纪初开始的超级大牛市。国际上的一些舆论认为，中国经济放缓导致的需求减弱，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供大于求和供给过剩是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的根本原因。在超级大牛市期间，不断高涨的价格刺激能源资源类产能大规模扩张。特别是美国页岩气、页岩油等油气资源产量持续较快增长，使得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的能源自给率不断提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低位徘徊，而能源资源出口大国不愿减产，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逐步形成了供大于求、供给过剩格局，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
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量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态势。2015年，我国原油、铁矿石和精矿、矿物肥料和化肥、天然和合成橡胶进口量分别增长8.8%、2.2%、16.6%、15.3%，主要农产品进口量也都有不同程度增长，有的甚至大幅度增长。但是，由于进口价格也就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导致我国这些商品的进口额出现下降。中国不是大宗商品的“救世主”。在供给明显过剩的情况下，没有中国稳定增长的进口量，大宗商品的价格将会下跌更多、更深。
美元升值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大量研究显示，美元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关系。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16年1月，美元实际有效汇率相对于2014年6月，累计升值达17.7%。美元升值促使国际资本由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回流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下滑、对大宗商品需求减弱。美元升值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打压作用比人们想象的要大。
地缘政治因素是拉低大宗商品价格的另一诱因。俄罗斯、美国以及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是国际原油市场的重要供应方，目前正围绕乌克兰、叙利亚等问题进行激烈博弈竞争。近期国际油价的大幅下降，也不排除这些国家围绕地缘政治进行激烈博弈的因素在发挥作用。
综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的各个原因，基本上都与我国经济增长放缓无关，硬将二者相联系显然是为了转嫁责任和转移视线，值得警惕。
中国经济有能力为全球经济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从国内看，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形成，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完全有条件和能力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更多贡献。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空间巨大。我国有13亿多人口、9亿多劳动力、7000多万市场主体，市场潜力巨大。随着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和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向落后地区延伸，城乡区域间要素流通将更加便捷，有利于落后地区更好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一批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同时，未来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质量的提升，将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动力来源。
二是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培育形成。“互联网+”新业态发展迅速，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推进，各种孵化器、创新基地发展迅速，有利于形成创新创业增长的新动能。产业转型升级提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移动互联网等新兴行业快速发展，集成电路、海洋工程装备、医疗器械等战略性行业向高端迈进，有利于拓展技术更新、产业升级、提高附加值等方面的新需求，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三是新的改革红利将持续释放。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速，21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加快实施，2015年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超过1.2万家，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增强、政府作用的更好发挥，将释放更多的改革红利。全面依法治国扎实推进，法治环境进一步优化，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持续深入推进，有利于扩大有效供给，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发展的质量效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四是宏观调控的理念和方式不断创新完善。近年来，宏观调控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精准调控、相机调控，成为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保障。宏观调控方式不断创新，比如地方政府新增债券和置换债券发行额度、实施11大类重大工程包等。相信随着各类政策措施的逐步落实，我国经济增长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撑。
从国际看，根据目前数据估计，未来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将超过5000亿美元，进口累计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巨大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我国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将与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紧密结合，从而激发这些国家的发展潜力，为全球经济复苏塑造新的增长极。同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出境游人数将继续稳步增长，促进旅游目的地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和就业增加。
未来，我国将在经济新常态下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将进一步提升，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更加完善。我国将进一步增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带动其他国家经济更加强劲增长，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文章摘自《求是》。
作者：毕吉耀 张哲人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