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国“十二五”规划胜利收官。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经济年均增长7.8%，人均GDP从5500美元增加到7924美元，经济社会发展整体上达到预期目标，使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站上了更高起点，为“十三五”规划的实施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和国内外条件变化，我国经济仍然处于风险易发多发期，面临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科学看待和处理经济与社会关系，以更高水平社会进步引领经济新发展是在新时期必须更加重视和遵循的客观规律。
科学理解经济与社会关系
经济与社会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和核心内容之一。一般而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生活决定社会生活，经济变革推动着社会变革。但是，对于后者的能动作用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生活对于经济生活有着引领、规制乃至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社会学史上关于现代化的研究表明，现代化是一种综合性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仅仅经济意义上的现代化不仅启动困难，即便启动也不可持续。没有社会层面的价值观念、组织形式、制度安排以及人的现代化，就难以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二战以后，西方现代化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表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无法实现现代化发展，往往导致“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因此，后来出现了诸如“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式发展、内源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新的发展观念。可以说，这些观念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结合起来考虑。
发达国家现代化实践表明，在其走向发达经济体的进程中，经济与社会之间表现出了一种具体的、动态的互构演进关系。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在带来社会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十分明显的社会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甚至导致了社会混乱和失序，从而对经济持续增长构成严重威胁。一些西方国家在通过扩张侵略转移内部矛盾的同时，吸收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政策，积极推进国内社会变革和社会建设，逐步完善了社会福利政策，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到20世纪50年代末，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基本完成了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设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施行了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建成的新型社会体系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安全，特别是为经济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和提供支撑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推动其完成了现代化过程。
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实践表明，政治发展、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革等方面是建设现代经济的重要前提。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明显得益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明显得益于小康社会愿景的提出、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最大程度地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经济建设基础上，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将原来单纯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显示了对于社会领域的关注，并不断推动社会事业发展，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问题，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这是众所周知、有目共睹、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我国经济与社会之间正向的动态演进、互构共生关系仍然不够全面、不够协调、不够同步，这也是客观现象。面对当前经济新常态，及时推动更高水平社会进步，促进经济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当务之急和必经之途。
推动更高水平社会进步
推动更高水平社会进步首先是适应社会自身快速变化的需要。伴随着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是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中国社会呈现出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自身快速变化导致社会需求发生变化，推动更高水平社会进步可以更好满足变化了的新需求。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简单地追求经济总量扩张、“把蛋糕做大”的办法是难以与新社会需求相匹配的，因此也就难以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新社会需求有很多方面，择其要者而言：一是公平正义需求，即在权利、机会、规则和分配结果方面体现公平公正，全体社会成员需要共享发展成果；二是生活质量需求，即在收入增长基础上能够享有更好的社会服务、生活环境和体面尊严等；三是安全保障需求，即拥有具体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防御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意外风险，保障生命财产基本安全；四是可持续发展需求，即拥有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预期以及支撑这种预期的现实条件。
识别并满足中国社会变化中的新需求，也将创造经济发展新机会和新形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符合中央提出的经济改革新思路。为了引领经济新常态，中央提出在实施适度需求管理政策的同时，要把更多精力放在供给侧，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有效供给、优质供给，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由此，深化供给侧改革必然要求优化经济发展中的要素投入，大幅度增加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生产要素投入比重，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重视发展满足社会新需求的新产业、新业态。相应地，深化供给侧改革也就必然要求改革科技体制、教育人才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社会服务体制和环境保护体制等，从而会直接带动更高水平的社会进步。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推进，可望带来经济效益的新提升，由此加快经济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推动更高水平社会进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补短板”的内在要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十三五”期间，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过程。所以，在“十三五”期间，要特别重视补齐短板，尤其要抓住补齐短板的关键。这个关键是什么？就是推动更高水平社会进步，弥补经济与社会失衡这块“短板”，特别是要着力解决社会结构失衡和保障改善民生两大彼此相关的问题，这些在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有着非常充分的体现。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
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因应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规律的遵循，并明确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事实上，在“十三五”期间，继续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不断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推动更高水平的社会进步，加强经济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和协同演进，我们确实必须贯彻落实以上五大发展理念。
一是以创新理念推动更高水平社会进步。以创新推动更高水平社会进步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首先要求形成推动创新的整体性社会氛围。一个走向现代的社会应当倡导创新、激励创新，并发展出健全有效的制度安排，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个方面。其次要求以创新的视角看待经济与社会关系，不能把推动社会进步简单地看成增加支出、加重经济负担，要看到社会进步对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经济新发展的重要作用，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实践及时促成经济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相互促进。最后要求创新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体制与机制，特别是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切实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二是以协调理念推动更高水平社会进步。首先是要求充分研究和把握当前中国社会与经济不协调的主要表现、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特别是要着眼于为引领经济新常态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撑条件和要素投入，以及为推动更高水平社会进步调整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其次是要求把握社会快速变迁与规划治理不足之间的失衡，推动社会组织制度创新，适应、改进并引导社会治理现代化，尤其是要大幅度提升城市治理水平，防治“城市病”。最后是要求紧紧扭住城乡区域发展失调这个关键，加强城乡区域统筹，在快速城市化和科学布局的过程中推动城乡区域社会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加快广大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三是以绿色理念推动更高水平社会进步。在“十三五”期间，尤其需要重视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质量不断增长的迫切需求，将环境维度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评价标准。与此同时，要在适应社会新趋势、推动更高水平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现并利用促进经济新发展的重要机会，大力发展环境保护、旅游、体育、养老、社会服务等产业，优化经济结构，减轻环境压力。此外，应当进一步完善引导绿色价值观和绿色生活方式的组织制度与政策安排，加强和改进绿色教育和传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协调机制，促进整个社会的绿色转型。
四是以开放理念推动更高水平社会进步。首先是要对内开放，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好政府、市场和社会各自优势，促进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同样要求更多地创造社会力量和公众参与的机会与空间，完善社会资本参与的制度安排。其次是要对外开放，配合经济开放的扩大和优化，进一步扩大中外社会文化的双向交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机制建设，有效保障海外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公民的良好形象。
五是以共享理念推动更高水平社会进步。一个经济总量巨大，但是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悬殊、利益冲突激烈的社会绝对不是全面小康社会。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决定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促进发展成果共享，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本质要求是依法依规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特别是要全面保障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重点是要作出更加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有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特别是要按照“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的方向，加强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努力实现全覆盖。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切实推进户籍人口城镇化并共享市民待遇，到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精准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本文章摘自《求是》。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洪大用。